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国内政治环境动荡不安，公安机关遭受重创，几近瘫痪，数百名忠诚的干部经历了审查与打压，公安部更是成为了风暴的中心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。

为应对这一危机，中共中央果断决策，从军队中抽调数十名精英干部，对公安部进行了重组，原公安部的许多干部则被送往农场进行劳动改造。

在这一背景下，1970年，于桑与刘复之两位同志接到了重返北京的命令，他们成为了公安部核心小组的重要成员。尽管曾遭遇不公，但他们归来后，依旧坚守原则，与内部的不良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。

时间推进到1973年10月20日，时任公安部长的李震召集了于桑与刘复之开会，然而，会议因意见不合而不欢而散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次会议竟成为了风暴的前奏。两天后，李震本应出席的会议，他却迟迟未现身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他的尸体在公安部机关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内被发现，脖子上绕着绳子，口袋里还装有安眠药，一切迹象表明，他是在21日深夜离世。

李震的突然死亡，如同一枚重磅炸弹，在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周总理在结束与金日成的秘密会谈后，立刻返回北京，并紧急召开会议，将这一重大案件交给了华国锋负责。这一决定，既是对华国锋的信任，也是考虑到他与公安部内部各派势力无瓜葛，能够公正处理。

彼时，周总理自身也面临着诸多困境，外界的舆论压力、人事安排的阻碍，以及李震案件的突发，使他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他深知，只有迅速破案，才能稳定局势。

会议结束后，周总理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，并于当天晚上9点，再次召开会议，专门研究李震案。在接下来的三天里，于桑带领技术团队对李震的死因进行了深入调查，最终得出了自杀的结论，并立即向周总理报告。

然而，在那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中，坚持真相的于桑却因此陷入了困境。有人试图将李震之死与政治斗争相联系，自杀的结论自然难以接受。尽管技术团队一再确认李震系自杀，但在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上，刘湘屏却坚决反对，她以李震死前毫无自杀迹象为由，拒绝接受调查组的结论，并进一步将于桑和刘复之牵扯进来，指责他们“破坏现场，别有用心”。

25日晚，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，公安部核心成员悉数到场。当于桑步入会场时，守候在此的“8341”部队战士突然上前，将他架走。紧随其后的刘复之，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，他们被“8341”部队的战士带离现场。

周总理在会上宣布，撤销于桑破案组组长的职务，并将于桑、刘复之等参与调查的人员全部隔离审查。这一举动，实则是周总理为了保护他们，避免他们遭受更严重的迫害。他们被关在了交通干校，而非监狱，且周总理下令不准任何人提审。

刘复之在交通干校被关了16个月，期间他曾两次尝试给周总理写信，但均未得到回应。除了保护于桑、刘复之，华国锋还特意关照了他们的孩子，确保他们的安全。

尽管于桑、刘复之等人被隔离审查，但关于李震之死的调查并未停止。一些人坚持要将此案定为“他杀”，为此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，导致公安部人心惶惶，工作几乎停滞。然而，尽管他们费尽心机，却未能找到任何“他杀”的证据。

华国锋不受外界干扰，他听取各方意见，请专家对李震的尸体进行解剖，多次化验血液。所有参与调查的专家都得出了“自杀”的结论。然而，这一结论仍未能说服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，这让周总理倍感头痛，但他并未放弃。

1973年12月，破案组会议上，调查人员逐一排除了“他杀”的可能性，最终确定了自杀的结论，这也证明了于桑、刘复之等人的清白。尽管有人提议立即释放他们，但遭到了强烈反对。不过，公安部内部基本上接受了李震自杀的事实，没有再生事端。

1975年1月，刘复之终于被释放。但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，他仍面临公安部内部一些干部的针对和批判。然而，刘复之始终坚持原则，不与不良势力同流合污。

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刘复之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。上任后，他立即着手建设检察干部学院，为我国检察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。同时，他对反贪污贿赂工作高度重视，在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五年时间里，他领导了反贪污贿赂斗争的高潮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